要我這樣一個中國通相信這一點是很困難的，而且我對它的最終意義仍感到不明白。但是我不能否認我看到的證據(jù)。這里篇幅不許可我把這種證據(jù)詳細提出來，我需要把我接觸到的一些工人告訴我的十多個故事一一介紹;引用他們在墻報上的文章和批評——是剛學會文化的人用稚氣筆跡書寫的，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個大學生的幫助下譯成了英文;也需要報道我參加過的政治集會，這些工人所創(chuàng)作和演出的戲，以及許許多多構成一個總“印象”的小事情。

但是我在執(zhí)筆寫本書時正好記得這樣的一件“小事情”。我在吳起鎮(zhèn)遇到一個電氣工程師，一個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嚴肅認真的共產黨員。他的英語和德語都很好，是個電力專家，所寫的工程教科書在中國普遍采用。他曾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過，后來在慎昌洋行。最近以前，他在南方擔任顧問工程師，他是個很能干的人，一年收入可達一萬元。但他放棄了這樣的收入，丟下家庭，到陜西的這些荒山中來，盡義務為共產黨貢獻他的力量。這簡直是不可相信的!這個現(xiàn)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愛的祖父，寧波的一個著名慈善家，他臨死時對他年輕的孫兒的遺言是要“把一生貢獻給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”。朱作其于是斷定最快的方法是共產黨的方法。

朱作其這樣做是有點戲劇性的，是本著一種殉道者和熱心家的精神。對他來說，這是一件嚴肅的事，意味著早死，他以為別人也這么想。我相信，當他看到周圍居然嬉嬉鬧鬧，大家都高高興興的，他一定感到有點意外。當我問他有什么感想時，他嚴肅地說，他只有一個意見:“這些人花在唱歌的時間實在太多了!”他抱怨說，“現(xiàn)在不是唱歌的時候!”

我認為這一句話概括了陜西蘇區(qū)這個奇特的“工業(yè)中心”的年輕氣氛。他們即使缺乏社會主義工業(yè)的物質，卻有社會主義工業(yè)的精神!